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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相术史略《神秘的相术-陈兴仁》

相术在中国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相术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潜流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长河巾,显示出它顽强、活跃的生机。研究相术,必须考察它在历史长河中自我完善和不断嬗变的过程,考察它兴盛和衰落的社会环境,考察它在漫长的历史中所产生的巨大的社会效应和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现象、逻辑思路,从而更深刻地认识相术的内在机制和文化原理。
1.春秋战国时期:相术的诞生
春秋战国之前夏、商、周三代,先民已经开始对"命"的思考,但这种初萌的"命",是完全由"天帝"把握的,由天帝施之于民众^天帝之子。天帝不仅决定了人的贵贱等级,而且还持生杀大权,主宰子民的吉凶、祸福:"上帝临子,贰必有咎。,'〖《国语'晋语》〕"先王有服,恪守天命。',〖《尚书'盘庚》〕无论是天子还是黎民,吉凶、祸福的前途无不把握在天帝手中,而且天帝旨意,谁也无法改变,"贰必有咎",谁都必须遵守天帝律令,即使人生际遇怎样糟糕倒霉,也只好"恪守天命"。既然天命是不可改变,不可违抗的,每个人只有按照自己的名分和秩序,恭敬地"守业",安分地过着日子,那么又何须去看相呢?因此,夏、商、周三代并不具备相术得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气候, 更不可能产生研究个人命运规律的命理之学了。所以荀子说-"相人,古之人无有也,学者不道也。^ 〔《荀子'非相》、那么,相人之术是什么时候才产生呢?夏、商、周三代等先民对"命"的敬服,引发了人们对命运的进一步的思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这种思考的进一步深入,再加上其它文化气候的催促,相术自然而然地产生了。
据考证,相术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春秋时期之际。它首先兴起于统治阶级内部。《左传,文公元'年》记载:"元年春,王使内史叔服来会葬,公叔敖闻其能相人也,见其二子焉。叔服曰:'谷也食子,难也收子。谷也丰下,必有后于鲁国。
这段话的意思是,元年春天,周天子派遣内史叔服前来参加葬礼。孟穆伯公孙敖听说叔服能给人相面,就让自己的两个儿子出来见他。叔服说,谷这个儿子可以祭祀供养他,难这个儿子可以安葬他。谷的下颔很丰满,他的子孙必定在鲁国兴旺起来。后来公孙谷果然生有一子,名茂,即孟献子,为鲁国贤大夫。《左传,文公元年》还有一个例子:"初,楚子将以商臣为太子,访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子齿未也,而又多爱,黜乃乱也。楚国之举恒在少者。且是人也,蜂日而纣声,恶人也,不可立也。,弗听。',这个故事说的是:起初,楚王打算立商臣为太子,征询令尹子上的意见。子上说:"君王的年岁还不大,而且内宠又多,(如果立了商臣)再加以废黜,就是祸乱。楚国立太子,常常选择年轻的。而且商臣这个人,眼睛像胡蜂,声音像豺狼,是一个残恶的人,不能立为太子。"楚王没有听从。后来,就是这个商臣杀死了楚王。又如《逸周书,太子晋解》说:"师旷见太子晋,曰:'汝声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寿。,,' 师旷见到太子晋的面色火红,认为这是短命的预兆。从以上这些极为有限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看相的风气至少春秋时已在贵族中形成,所以袁枚说,相术最古,《左传》中记载的公孙敖请叔服为儿子看相的史实,可为相术的滥觞。
明代最为著名的相术大家袁柳庄也说:"系相人之有术兮,肇东周之叔服。"周内史叔服是史书所记载的第一位相士。而当时的相士中最为著名的是姑布子到了战国时期,看相的记载逐渐多了起来,如《增孔子'执节篇》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魏国国君魏安厘王询问子顺说,马四有大夫的气节,我想拜他为相, 您看合适吗?子顺说,他有没有气节我可不清楚,我听别人说,长眼睛,又像猪一样看东西的人一定是很诡诈的,我看他就是这样的人。魏安厘王还是用了他。后来,不幸被子顺所言中,马四果然以陷获罪。另据载,战国时著名军事家孙膑求学于鬼谷子,有一天他们在山谷中谈道时,鬼谷子忽然看见孙膑脸上有凶恶之气出现,便惊异地说:"黑赤之气缠于岳渎,此为珠玉陷于泥中,主身陷牢狱,而有性命之险。"孙膑后来果有此难,几至送命,致使髌骨被剜而终身残废。根据这些记载,再结合荀子"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称之" 的慨叹来看,至战国,相命的风气已从贵族阶层蔓延到民间,初步形成一种民俗。相术之所以能在春秋、战国时出现,是因为它遇到了适合自己萌芽和发展的社会环境和精神气候。
殷王朝的被推翻,带来了神学政治的危机,西周末年,国人暴动,打破了天子国君神圣不可侵犯的谎言,进入春秋时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组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井田制的破坏,直接动摇了政治上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的分封制;农奴的解放,一般平民崛起为地主,连商人也凭财力参与政事;诸侯为了争霸,被形势所迫,只好任用宗法血缘外的人才,甚至是奴隶出身的人。如春秋时奴隶出身的百里奚凭智谋相秦7年,开了庶人为官的风气。进入战国,游说则范雎、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白身而为将,此己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而原先上帝命定为奴隶主的阶层,有的因权力之争,死于非命。至于在社会变动中有的贵族从社会上层降落到社会下层更是常事,如孔子本为宋国贵族,不得已"为贫而仕",甚至靠任小吏、教书以谋生,庄子虽为王族,更是几乎沦为乞丐。
宗法关系的打破,天帝决定论的消亡,为人们思考命运打幵了更为广阔的思路,当时的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从人的自身寻求个人命运的普遍规律。如圣人必具圣相的传说,就是这种探求的一个例子。圣人必具圣相是人们根据关于尧、舜、汤、武等先王的传说故事演化而成,因为据说这些先王相貌古怪,如舜二瞳子、文王四乳等。这样的推演尽管十分幼稚,还没有褪去神学的色彩,但能从以前的以血缘远近为依据来决定命运的天帝命定论,转变到不论人的血缘关系,而以人的体形为依据的自然命定论,标志着时人对自我命运的最初思考。对这一观念进一步深究和具体实践,就形成了我国命理学中的最早样式, 即以人的形相是否特殊来推究人的命运的相命之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著名相士之一、春秋时的楚人姑布了-卿,就是这一派的开山之祖。相传他曾给孔子看相,说孔子具有四位圣人的异相,即像茺一样的面颊,像舜一样的眼仁,像禹一样的脖颈,像皋陶一样的鸟嘴。战国时的著名相士魏人唐举,也属这一派。相传他为李兑看相,说他"百日之内,持国秉政"。后果然如此。燕人蔡泽慕名请他相命,唐举仔细看了一番后说,您鼻高肩宽,容貌魆四,我听说圣人奇形,您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蔡泽说,富贵我早已有了,请您看看我的寿命,唐举说他还有43年可活,后也应验。可见时人已经具有了凡人只要长相"奇形"也可成为"圣人"这样一个相对平等的观念。
与此同时,时人关于命运的另一思路是从当时盛行的相畜风俗得到启发的。《吕氏春秋,观表篇》对相马记述颇详:"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撤肠,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良工也。"可见当时相畜的风气很盛行,而且专业性颇强,分工颇细。最重要的是,人与万物活于夭地间, 生生息息,确有不少类同之处,这就引起了古人的联想,即动物的考察方向和方法,亦可引用到万物之灵的人身上,正是"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征,事与国皆有征"。这种联想一旦形成,即成为人们的现实行动。实际上,有些相畜名家开始运用相畜的方法来给人看相。如《庄子,徐无鬼》中记载了当时的相马名家九方欤曾为楚司马子綦的8个儿子看过相。这种集相马相人于一身的相士的出现,正是这种联想的实践,无疑,这种实践又推进了联想成为一种风俗。
从相畜到相人的联想和实践,还明显地受当时哲学思想的影响。当时的哲学家对万物生死的思考,特别注意用气的凝聚来解释万物生死的运动过程,认为生乃聚气,死则散气。《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之则生,散则为死。',庄子还进一步说:"察其始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芝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庄子,至乐》〉管子也有类似的思想。《管子,内业》说:"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为人。,'
把人的生成看成是禀气的结果,人与万物一样,是天地合气的产物。显然, 由相畜到相人的联想凝聚了这种大宇宙的观念和气形相生的思想,正如后代相术家所剖析的那样:"气之所以养形,在五脏六腑之间,因七情而敛散。故发于五岳四渎之上,有六气之变,能清浊以无余,湛然寂如,固山水之渊,非六气可得而取也。青龙之气如祥云衬月,朱雀之气如朝霞映水,勾陈之气如黑风吹云,滕蛇之气如草木将灰,白虎之气如凝脂涂油,玄武之气如腻烟和雾。六气之中,惟青龙为吉,其它或主破散,或主忧惊,或主哭泣,或主阴贼。如骨形不入格,终身为所累;如形骨正,当候得数,然后气散名显也。',〔《太清神鉴,论气》、这种"以气养形"正是相术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这种思想,已经明显地褪去了"奇形即圣人"的神秘色彩,代表了相术最正统的指导思想。当然,在今天看来,这种最早的相术样式无疑是一种落后愚昧的文化现象,但在当时,它不仅是中国古人对个人命运积极而严肃的思考,而且还是一种对生命原理的有益探索。最明显的是,它的出现是对当时更为愚昧的神权政体和天帝命论的巨大冲击,代表了一股进步的潮流。
2,两汉时期:相术的热潮
汉朝的建立,是出身农户的刘邦带领一帮来自各阶层特别是平民阶层的"猛士"在腥风血雨中撕打出来的。一个庄稼汉猛然间龙袍加身,一批出身游士、狗屠、吹鼓手、布贩、车夫、流氓、强盗的汉子,如陈平、樊哙、周勃、灌婴、娄敬、韩信、彭越之流,一跃而成为统治阶级的最上层。这一活生生的事实对春秋战国以来己经失势的以血缘亲疏定贵贱的天帝命论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为了充实官僚机构,汉高祖又征召天下贤士到京师分派官职,从军官吏也按功绩大小,规定各种待遇,这样,士人有了做官的盼头,士卒有了升迁的希望。西汉还设太学,从士人学子中培养官僚,士人学子从此有了从政并跻身上层的机会。汉武帝对招纳人才更为重视,以至于四处觅览,异人并出。东汉士人做官又有公府辟召、举孝廉等途径。但这些政治制度、仕进制度的改革,以及统治阶级内部为争夺权力的人事变动,总要造成许多人仕途际遇的不同,成功者的喜悦,落难者的颓丧和希冀,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感慨和思考,有的人不能从社会人事中寻找原因,只好以命的厚薄、气运的顺逆聊以自慰,或者为得官失职而思忖自己命运的吉凶。这种社会环境和精神状态又为相术的发展和看相习俗的风行创造了合适的温床,从而酿成了中国自春秋以来的第一次相术热潮。秦汉是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时代,个人命运的变化最为显着,这对相术的发展最为有利。仅刘邦一家,就有种种的看相记载,除了我们前面说过的一老人给^ 邦妻儿看相的故事,还有很多的说法。如《汉书,高帝纪》说刘邦形相甚异,高鼻龙颡,美髿髯,左腿有七十二颗痣。又说他当亭长时,单父人吕公因避仇来到沛县令家,沛县的豪杰官吏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都云拜贺,当时萧何主掌宴会,规定送贺礼不满一千钱的人坐于堂下,刘邦不揣一文,谎称送贺礼万钱,由于他平时常耍无赖,所有的客人都瞧不起他,但却被精于相术的吕公看破,认为他的相貌贵不可言,急忙出门恭迎,邀之上座,说"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 无如季相",并不顾妻子反对,将地位甚高的沛县令都求之不得的女儿吕雉许以为妻。这样的相命之说,在汉代史籍中比比皆是,且一个比一个神异。但凡汉代发迹显达的人,如汉丞相周亚夫、长平侯卫青、宠臣邓通、吴王濞、淮南王英布、汉将军李广、丞相黄霸、御史大夫倪宪、美男子陈平等等都有这样一类相命的记载。
东汉,相术更加普遍,据《后汉书》记载,甚至连皇帝挑选后宫贵人、美人、宫女、采女,都要派遣宫廷官员带着相工"于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可登御"。至于皇后,往往都是事先相士言中的大贵人。如明德皇后,未入宫时,太夫人让相士为她看相,相者相后惊叹地说:"我必为此女称臣。"章德窦皇后"数呼相士问息耗,见后皆言当大尊贵,非臣妾容貌"。安思阎皇后13岁时,有个名叫芳通的相士见后,惊恐得拜贺再三,说她的相貌为^日角偃月,,,为他从未见过的极贵的人。
这些命相之说,在此时的文艺作品中也有反映。汉末建安中出现的中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中,江府小吏焦仲卿的母亲执意要休掉自己的儿媳妇刘氏,拆散这对恩爱夫妻,焦仲卿唯一能用来同残酷的封建礼教抗争的武器,竟是无奈的祈求"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可见此时相命风气的盛行和它在普通人心中的地位。
看相的风俗己经是相当地淳厚,人们对相命的迷恋逐步到了狂热的地步。热衷于此的人们甚至进一步联想,把相命的内容还融合到与人相关的对象上, 发明了由印玺看人命运的"相印法",由手版、玉笏看人命相的"相笏法"、"相手版法"等,真是到了痴狂可笑的地步。
两汉相术热的另一个显着标志,就是相术理论的初建。如《汉书,艺文志》中就载有相人类24卷,又据《怀庆府志》记载,仅著名相士许负就着有相书《德器歌》、《五宫杂论》、《听声相形》诸种。可惜这些著作己经散逸,不复得见了。但可以肯定的是,相术理论在西汉己得到了初步的整理。
如果说西汉的命学理论的初建,过多于形而下的总结的话,那么,到了东汉经王充的元气说哲学理论的概括,中国的相术才有了明确的哲学根基,并一下子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变种。
王充《论衡》是一部充满唯物主义精神的哲学论着。王充认为,构成世界的基础是"气",又称"元气",万物因此而生,由于"气性不均"而物体不同, 天与地都是有形的实体,"含气之自然也"。天地无始无终,不生不死,没有生命和感觉。"天道自然无为",不可能创造万物,"天地合气,万物自生",根本没有造物主。天不了解人的语言,不可能实行赏罚,"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人"。这本是一种进步的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但他机械地将自然的必然性用来类推社会人事,陷入了神秘的宿命论的自然命定论。他认为国家安危治乱、个人贵贱贫富都是偶然的机遇,由无法解释的"命"所决定,而人的"命", 包括贵贱、贫富、贤愚,取决于受之自然,禀气而生的骨相。他在《论衡,骨相篇》指出:"人曰命难知。命甚易知。知之何用?用之骨体。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于体。,'"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故知命之工,察骨体之正,睹富贵贫财,犹人见盘孟之器,知所设用也……富贵之骨,不遇贫贱之苦,贫贱之相,不遇富贵之乐。,,这就是说,要知道一个人的"命",只要观察他的骨骼形体及皮肤纹路,就能作出灵验的判断。骨相既然是自然生就,禀气而成,它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结局,生就富贵骨相的人,不会遭受贫贱之苦;生就贫贱骨相的人,不会享受到富贵之乐。
东汉末年的王符也持这种"骨相"观,他所著《潜夫论,相列篇》指出:"夫骨法为禄相表,气色为吉凶候,部位为年时。,,这里,"骨法"千脆就被喻为"禄相"的表征,可见"骨法"对于命相的重要。
王充的"元气说"和"骨相观"是对董仲舒"天命观"的有力抨击,虽然从哲学意义上说陷入了唯心主义命定论的泥坑,但从相术的意义来说,元气说和骨相观与当时的看相潮流甚为合辙,或者说是看相风俗的理论抽象。正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相术逐步发展了自己的自然命定论。基于这种理论,后世的相书往往幵宗明义地写道:"凡人受气怀胎,皆禀五行。只曰男,双曰女,得其偏者形骨必俗,禀其粹者神气必全。形有厚薄,故福有浅深,神有明暗,故识有智愚。虽吉凶贵贱纷论不齐,故神见于动作,形备于骨法,善恶有相,可得而知。" 相术由"奇形即圣人"到"形气"、"骨相"之说,再到明确地将"禀气说" 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这是相术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汉代盛行的特定的文化氛围,尤其是《吕氏春秋》、《淮南子》的宇宙图式和董仲舒"天人相副"说的出现,都对相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充的"禀气说"的出现,相术开始自觉地整理自己的理论,看相习俗以更加快的速度弥漫于民间。可以说,两汉是相术产生质变飞跃的自觉时代。
3,唐宋时期:相术的迷狂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巅峰,社会各个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在经济上, 统治者比较认真地推行了"均田制"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终于出现了物资殷实、社会安定的局面,农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商业的兴盛和都市的繁荣。唐代儒、释、道三教并存,汉代以来的礼教枷锁受到了抑制,唐代统治阶级一度励精图治的雄心,又为人们展示了美好的前景。富足的生活,无拘无束的心境,远大的抱负,陶冶出时人尚风清、重意气的风尚。与这一时尚相契合的, 便是唐代那种充满欢娱,放纵情怀,追求享乐的世俗生活。它不仅给唐人以崭新的情感体验,而且也唤醒了唐人旺盛的欲念和激发了唐人全身心的潜能,以及对精神物质生活更高的企求和自我实现的渴望。但这一切的实现和满足,对于中下层的人们来说,除了致力于仕途,很难有其它途径。于是,热于官场,追求显达,成了唐代文人中一股汹涌的潮流。
唐朝选官制度承隋制,分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吏、三吏等科,后来又加试诗赋。只要科举得中,即可被国家录用为官,得到"列鼎而食, 选声而听"的生活享受。因此,士人学子对科举趋之若鹜,奔走于科举和仕途。干封元年〔666年)以前,参加选考的读书人每年都在一千以下,但在垂拱元年〔685年)以后,每年参加科举选考的人竟过5万以上。在这成千上万的考生中,一些人身跃龙门,"一朝成名天下知",实现了多年来孜孜以求的愿望。但毕竟是铨选名额有限,僧多粥少,科场竞争相当激烈,加上科举考试中常有"造请权贵"、"贿贷考官"、"假手易名"、"势家嘱情"、"门生关系"等等舞弊手段,即令科举得中,吏部铨选又有许多的关卡,不使点手段的话,就很难得到肥缺,甚至被搁置起来。所以,虽然唐代仕门大开,但还是有大批的读书人科场失意,甚至老死名场。这些在决定终生命运的科场上败下阵来的文人,眼睁睁看着多年来的心血毁于一朝,只有失魂落魄,怨之于命,"遭遇皆系之命,缘业先定,吉凶乃来,岂必诫慎"的迷信心理深深地烙在一代文人的心上,解脱不了,挥之不去,只好沉溺于命相之术,以求相士指点迷津,寻求一时的安慰,于是出现了相士家门庭若市,甚至预约看相的热闹场面。科举难,做官也难,做了官并不意味着能保住荣华富贵,稍有不慎,就会功名捐弃,甚至惹来杀身之祸。初唐、盛唐之后,统治者一方面广纳人才,封以官职,另-方面对官员严加控制,一不称心,或囚或杀,形成"是时官爵易得而法网严峻,故人竟为趋进又多陷刑戮"的局面,加上官僚之间的猜忌排挤,人际关系的势利紧张,官员们莫不小心谨慎,如履薄冰。特别是进入中唐以后,由于科举制的腐败,官场的黑暗,个人仕途不可预测的局面更加严重,今天还是座上客,荣耀得很,明天可能就是阶下囚、无头鬼。面对这种人生沉浮不定的际遇,人们无法理解,无以逃脱,自然而然又产生了 一种才干与命相不相等的观念,所谓"官皆由天"。甚至连政治上比较进步的刘禹锡都认为"官不前定,何名真宰"。命中没有官气的人,即使做了官也如同过眼烟云,随时可失。命中注定有官运的人,不论他目前的境遇多糟,才识多浅,将来还是有官做。有一则故事说,唐开元初中书令姚元崇有一次将诸官召来宅上,然后秘密地将一个相士安置在堂中,遍相这些官员,详审这些人中有没有今后可以当宰相的。相士看后说,武官裴光庭将当宰相,姚元崇不信,又将裴光庭邀来,叫相士暗中重新审察。相士看后,仍坚持说裴将当宰相,姚元崇奇怪地说,宰相是非常之人,裴光庭文不能文,武不能武,怎么可能当宰相呢?相士说,你是以才论人,我是以命论人,"才与命固不同焉",后来裴光庭果然为宰相数年。这则故事类似传说,确也表明了唐人对仕途不可测的困惑。
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精神气候给相术的发展提供了更优良的土壤。与两汉的命相热潮相比较,唐代看相的习俗不仅更为普遍,而且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人们不仅津津乐道暴发之人的命相传说,而且开始更多地关切自己的命相,而看相的内容又是预卜科举和仕途。由于相术理论至唐代已日臻成熟,有影响日深的哲学原理为理论基础,因此,更容易使人们深信不疑,于是文人雅士以谈命相为主题,以卜功名为所求,聚集在相士门前,真是人头涌动,络绎不绝。如据载幵元年间,崔圆欲举进士,曾专程往魏县征求颇通相术的市令李含章的意见。为了应付瞬息万变的官场景况,趋吉避祸,处理好官僚之间的人事关系,一些官员除了让相士给6己看相,还不惜花费大量的精力,用各种方式了解同僚、下属、上级官员的命相。如广德年间睦州郡守曾让相士孙生"遍相僚吏、浙东李褒听说娄千宝、吕元芳二人有异术,专门发使召之,让他相"府主八座,更作何官"。可见,由于官场上的广泛运用,相术竟成了官员们察人观色、守护官符的重要手段,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文化景观。
由于相术的风行,众人的迷狂,相术已成一种不用怎么辛苦但获资非薄的职业,一些科场失意的文人竟加入这一行列,以求混顿饭吃,一些人因此而扬名遐迩,成为大相师。据经传史籍记载,唐代著名相师就有乙弗弘礼、袁天纲、袁客师、张冏藏、张憬藏、薜大鼎、桑道茂、孙思邈、李生、孙生、衡相等30多人。相书也大量出现,多达30种139卷。
宋代和唐代的社会政治、科举仕进等方面的情况不尽相同,但影响个人命运的政局变动、人事沉浮,仍有许多共通之处,士大夫企图通过建功立业,以实现自己"选声而听"、青史留名、光宗耀祖的强烈功名欲望丝毫没有淡化,迷信命运的风气一点也没有减弱。因此,宋人之于相术一如唐人一样,达到迷狂的地步。
北宋初年,有一位麻衣道者,相传为他所著的《麻衣相法》对相术理论进行了总结和发挥,由于该书通俗易懂,在民间得广泛流传,对相术的发展和影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相术史上,《麻衣相法》无疑是最重要的著作,对后世相术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宋初著名的道教人物陈抟精通相术,据说是由麻衣道者所授。陈抟曾为宋太袓看过相,"后乘驴入汴,路闻宋太祖即位,大笑坠地,曰:'天下定矣。,"后来宋太宗立王储时,还是请这位陈老先生来为他几个儿子看相。据《东轩笔录》说:"太宗……遂命陈抟历抵王宫,以相诸王。抟回奏曰:(寿王真他日天下主也。臣始至寿邸,见二人坐于门,问其姓氏,则曰张旻、杨崇勋,皆王左右之使令。然臣观二人,他日皆至将相,即其主可知。,太宗大喜。是时真宗为寿王, 异日张旻侍中,杨崇勋使相,皆如抟之相也。"陈抟竟由寿王的使令的面相来肯定寿王必为"天下主",可见他的看相本领真是到了传神的地步。
到了宋代,相术著作已经极其丰富,其中有的是对前人实践经验的总结, 有的是自创门派,成一家之说,但理论基础还是"禀气"、"骨相"之脉。郑樵《通志,艺文略》记载了《相书》:《相经》、《相书图》等乃部相术著作,可见相术在宋代是怎样的昌盛了。
如此卷帙浩繁的作品,使相术蔚然成为一门学问。从这些著述中,可以看出相术在宋代已经定型,相术的各个方面,如面、骨、气、神、色等均有总结,如果参照《麻衣相法》来看,更加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著述的作者,如孙知古、刘虚白、钟武隶等,都是当时有名的相学专家。
宋代相人术的迷狂的另一个标志是相物术的盛行。我们知道,汉代有"相印"、"相笏"等由物及人的相术,这种方术至宋代还可见其流俗。据宋人笔记《蓼花洲闲录》载:"谢石,字润夫,成都人。宣和间至京师,以相字言人祸福。求相者但随意书一字,即就其字离析而言,无不奇中者。
通过随便书写的一字来分析写字人的福祸,由相字而相人,可以说是宋代相术的旁门。据说宋徽宗曾写一"朝"字由中贵人交谢石审相,谢石"以手加额曰:'朝字,离之为十月十日,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当谁书之?'"中贵人以此驰报徽宗,如谢石至后苑,遍相宫嫔所书之字,莫不神验。由此被补为承信郎,声名大振,"四方求相者,其门如市"。"其门如市"的场景正是唐宋相术热的真实写照。
4,明清之际:相术的整理
唐宋以来那种士大夫中盛行的雅谈相术的风气至明可说是有增无减,即使是大儒门也热衷此道,正如时人宋濂在《禄命辨》中所说,"近世大儒方禄国围命家无不嗜谈而乐道之者"。各种相书在宋代已卷帙繁复,臻于成熟,至明代更是广为流传,民间一片看相谈命的景象,构成了淳厚的看相世俗风情图。相书的流传,又扩大了相术的影响,一般人只要略识些字,便可翻检相书,"自学成才",以至交流、探讨相术往往成为士大夫茶余饭后继琴棋书画之外的另一高雅的消遣,而且这种雅致的风尚随着相书的普及而转移到下层民众中,成为一般人温饱之后消遣或饥饿中渴求的人生哲学。
"又有大讲他人命者",唐宋以来那种执迷不悟地沉湎于命理之说,以揣度复杂的人事关系的余波在明代再度泛滥。明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进一步促进了都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扩大,商品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社会经济结构。由于生产、交流等经济活动的增加,人们之间的交往愈加频繁,人际关系也就愈加多样复杂;经济生活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中心,经济上的联系牵涉社会的各个方面,即使在家庭亲缘关系上也有经济上的联系。因此,在明代谈论命相的己不再局限于士大夫、官僚之间,谈命相亦不仅是在官场,进而是在任何场合,无论是夫妻之间、妻妾之间、商贾之间、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主仆之间,大凡人与人之间构成一定的依附关系之处,都有相术发挥作用的市场。这是明代生产关系趋于变革的情况下,相术在其历史发展中的新特点。
这种风气首先倡兴于上层统治阶级。明代政权来自马背,统治阶级成员中不少人出身贫寒,为树立他们"受之于天"的神圣的地位,他们不但不会禁止相术,相反,他们还笃信、宣扬相术,自己的日常生活、政治事务往往也由相术来左右。我们前边所说的永乐皇帝朱棣连后宫选妃也征求相士意见一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皇帝如此笃信相术,用相术来观照日常起居,民间就不用说了 ,真是家家有相书,人人侈谈命运,应景而生的是多种稀奇古怪的看相故事, 遍载于经史子集、戏剧小说中。
明代的袁珙父子是相术史比较有名的人物。袁珙的相术由异僧传授,在元代己有显名。后来他给燕王(即明成祖)看过相,称之为"龙行虚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明成祖即位,袁珙官拜太常寺丞,"所居鄞城西,尧舍种柳, 自号柳庄居士"。袁珙将自己的学术成就及对世事人物的评论编成《柳庄集》,后来相士广为传阅应用的《柳庄相法》据说是袁珙所作,也有人认为此书为后人伪托。袁珙的儿子袁忠彻,"幼传父术",精于相术,在明代也是享有盛名。不过,忠彻在为人方面显然不如其父,《明史》说他"性阴险",要是与群臣有矛盾,往往通过相术手段来构谄,深为士林所不齿。
清代看相的风俗不亚于明代,且更为下移,更为世俗化,最重要的是清代是相术著作整理汇编的重要时期。唐宋以来的命学潮,刺激了相术的继续旁溢斜出,从而形成了众多的流派和方法。术士们已经不满足于自古流传下来的著述,往往从中国古代文化源中,另辟蹊径,寻求新理论,创造新流派,或者对相沿己久的传统理论加以改造,取其一点,衍成新说,因此,一种命学中往往又有众多的支派和门户,有的还引进朝鲜、印度、西欧的命学种类,形成了命学相互交错、五花八门的局面, 其中发源于唐宋之际的八字推命术(即一般所说的算命术)表现得更明显,相术也不例外,经过明清之际的推广补充,已经显得非常杂糅不清。就相士而言, 由于相术的普及,相士感到有一种新的危机,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懂不少的相理,相士如还是保持单一的看相本领,已经适应不了社会的需要,而且有丢饭碗的危险。这样一来,相士往往要兼学其它算命方法,从而成为多面手。但相术、命学流派繁杂泛滥,而且还有泥沙倶下、鱼目混珠的现象。有的相士对命学经典体会不深,持论有悖命理精蕴;有的根本就不在命理上下工夫,而用哗众取宠没有来头的花拳绣腿来炫人耳目,混迹江湖;有的机械套用命诀格局, 将变化无穷的命理编成死格式,轻易对号入座,以致无法自圆其说。诸如此类, 不一而足。这种不良现象直接破坏了相术的"声誉",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于是,一些有头脑的相术学家为了提高相术的社会地位,正本清源,便着于 整理、发掘相术的传统精华,去除夹杂于相术中的一些糟粕。这一整理工作在明代就已经开始了。
永乐年间,明成祖命令解缙等人编辑《永乐大典》,自明以前的各类图书都得以汇总,相术类亦不例外,凡已成文字的相术著作,无论质量如何,若为一说,均被辑入。如金张行简撰《人伦大统赋》、《月波洞中记》各1卷,唐宋齐邱撰《玉管照神局》、后周王朴撰《太清神鉴》六卷等相术经典都因《永乐大典》而得以保存。
如果说《永乐大典》对相术著作是不加甄别、菁芜俱录的话,那么到了清代,对相术著作己经从哲学、命理的高度予以筛选淘汰。清代康熙年间陈梦雷编成了中国现存的一部规模最大、体例最善、用处也最为广泛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此书后经雍正组织又作过新的编校增删,汇集了清康熙以前的各种资料。对于相术的整理汇编,此书居功最高。中国相术种类繁多,派别各异,虽有不少理论著作和相术密诀行世,但大多囿于门户之见,讲究的侧重不一,其规模和容量十分有限,而《古今图书集成》相术部将清代康熙以前但凡出现过的理论所本阴阳五行、八卦易象的重要正统相术典籍、命诀等,分门别类,系统地编辑成《神相全编》一书。全书共14编,20万字,附图近百幅,为迄今为止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理论性最强、内容最为细密的一部相术经典。清初以后流传在朝野的各类相书籍,尤其是书房派的相术书大多由此流出。它是中国传统相术的荟萃,代表了当时中国相术研究的最高成就。乾隆年间,又由永瑢主持编纂了一部庞大的丛书《四库全书》,基本上包罗了乾隆以前中国古代的重要著作。相术书籍虽是"九流百家之言",但本于"有禅实用者,亦应备为甄择" 的原则,因此又得到一次系统的整理。
《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二书对相术书籍的整理"甄择",主要原则是看它是否"有阐明性学治法,关心世道人心者",凡是清代以前"其人本无学"、"琐屑无当者,均无庸采取",不属"理学"真义的方术著作均被剔除在二书之外,所录相书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畸形变种,即所存相书都或近或远地本原于阴阳五行的哲学理论。正是由于二书的整理汇编,中国古代相术正式登上大雅之堂,相术的地位也可以说是名正言顺了。
除了官家对相术的整理,民间相士也像他们的前辈一样,收集撰述了一批相术著作,其中较著名的是义宁陈钊撰写的《相理裙真》,此书共10卷,首一卷,刊刻于道光十三年0833年)。所谓"衡真",也就是一种甄别选择,在陈钊看来,清代相术门类繁杂,菁芜并存,相术的真正面目越来越被旁门左道的灰尘所掩盖,所以需要做一番爬梳甄选的工作。果然,陈钊的辛劳没有白费,此书刊印后,一时成为最好的"选本",受到相术界的重视,并与《麻衣相法》、《柳庄相法》齐名,为近世坊间流行的相书之一,江湖术士也广为运用。
5.20世纪:相术的沉浮
到了清代,由于《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对相术著作的整理,相术亦因此有两种遭遇,一是被选入此二书的相术流派由于得到了官家的承认,可以名正言顺地发扬光大,二是大批被此二书淘汰的相术门类从此一蹶不振。这两种遭遇导致了相术、相士的分化,也为相术的衰微埋下了隐患。特别是晚清以后,相术开始走下坡路,无论在理论上还是技术上都没有多大的发展,相士的地位也一落千丈,逐步成为奔走于巿井乡陌之间的鄙薄之人,而达官贵人则往往把相术作为一种闲暇时的把玩,更不要说重视它,发展它了。 20世纪初,相术更加衰落,并受到一般知识分子的鄙夷,相士的地位更加低下,一般人只要有一些知识或能从事劳作,都不愿意操此行业,做相士的,多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或人生失意而又不愿从事体力劳动,只想靠动动嘴皮子聊以度日的人。
相术的衰微,原因在于自身的缺点和新的社会环境。从相术的角度来看, 到明清之际,相术理论的发展已经到了巅峰,而一种理论体系到了这种紧要关头,如果人们不继续去发展、充实它,或者再根据具体情况作某些修订和补充, 这种理论体系就有可能山穷水尽,走向末路。相术到了这种地步,却没有多少人去研究、发展它(特别是清末民,力),相术已经没有发展了,再加上我们前面所说的泥沙俱下,旁门杂糅,相术理论变得非常混乱,令人无所适从;一些相士本来对相术没有多少了解,糊里糊涂地"挂牌"看相,这又引起了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反感。相术作为一门"显学",至此已受到严重的挑战,可惜回春无力了。从社会环境来看,由清末至民初,是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震荡时期, 中国传统文化第一次受到挑战,"五四"的火焰又把传统文化锻炼了一番。传统文化如此,神秘文化,特别是被看成是迷信的方术,更经不起时代浪潮的淘洗。世道变了,人心亦变。随着中国近代门户的开放,西方文明传到了中国,通过《天演论》、心理学、遗传学等科学知识的传入和普及,人们对天体宇宙、人类生命模模糊糊产生了新的认识,中国相术视之为精神支柱的阴阳五行的宇宙框架动摇了 ,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成为时代特征,中国相术倡导的那种安贫守拙、守株待兔、坐等发达的陈腐说教失灵了 ;社会的变化又引起了时人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中国相术的功名礼仪的命运观与实际生活内容脱节了。可见,由于内外因的压迫,相术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己经奄奄一息了。
不过,尽管相术作为一门"学问"气数已尽,但看相的习俗还不能一时消失,因为迷信心理仍普遍存在。民国时期,相术作为一种末流小技,仍广泛地流行于阡陌乡间和市井巷尾,在城市乡村,到处可见相士可怜的身影,里谈巷议, 亦不时有相术神验的传闻;不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热衷相术的大有人在。军阀混战时期,百姓遭殃,生灵涂炭,以至朝夕不保,饿殍遍野,人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无以解脱,只好归之于命;达官贵人则过着奢侈骄逸的生活, 但又唯恐朝夕失之,也寄希望于命运的和顺。因此,这时迷信命运的人特别多, 四方走动的相士更是随处可见。
20年代初的广西军阀陆荣廷0859—1928年)就是一个非常迷信,对相术有浓厚兴趣的人。陆荣廷生长于山野,身材魁梧,胳膊粗壮,有微黄带红的脸盆,宽阔稍长的面型,大耳朵,高鼻梁,粗眉毛,眼细长有神。在龙州落草时,常住山洞,与惯贼张拉珠合伙抢劫,常因分赃不平而翻脸大闹。有一回闹得很凶,张记恨在心,趁陆在岩中熟睡,张向陆开了一枪,想致之于死地,不料陆张着嘴巴睡觉,这一枪只打伤了他的右嘴角,陆猛然跃起,张赶快跑了。陆荣廷只因吃了张拉珠这一枪,后来嘴就有点歪,上下唇对不正,影响了脸型的匀称,但却显得沉毅而威严,谁只要见他一面,再也忘不了他那个长相儿。有一次在督军署里,身边的人在谈面相,张说王的脸像个啥字,李又说赵的脸像个啥字,陆荣廷禁不住打趣问:"我的脸像哪门子字?,'身边的人回答说:"老帅的脸像个'母,字。"说完哄堂大笑,陆也哈哈大笑起来。说实在的,陆的长相并不怎样"非凡",可是他发迹后,就有相士说他生就一副"贵相",如"剑眉、虎目、河口,视远极明","阴阳眼、卧蚕眉、口大容拳"等,这样一来,陆本人也认为自己多次大难不死,后来又为一方督军,是长相不凡的缘故。
陆荣廷在广东当督军时,广州街上随处可见看相的人,叫"麻衣星相",通称"算命先生"。有一次,陆荣廷怀疑相士说自己相貌不凡,是因为相士知道自己身为督军的缘故,是相士的谄谀之言,他便打扮成农民模样,后面跟着两个便衣卫士暗中保护,大摇大摆地来到街上看相。陆在广州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身材魁梧,没有手茧,还带随众,即使化装成农民模样,也瞒不过江湖相士的眼睛。这个相士知道对方是个"人物",想着好好奉承一番,多得点命金,谁知他仔细一看陆荣廷的面相,是一副眼睛一大一小,口大脸歪的怪相,忍不住笑了起来,说:"你本来当了大官,为什么装成这个模样?真系冇〈没有)衰揾(找)来衰!"陆荣廷也不责怪这个相士,讨了个没趣便打道回府。从此,在广州便流行了这句歇后语:"陆荣廷睇(看)相,冇衰揾来衰。
陆荣廷迷信相术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事实上,当时的军阀大多迷信,有的甚至带着相士征战沙场,兼作谋士之用。国民党统治时期,相术还是一样在上流社会底层流传,看相的风俗还是一样淳厚。解放以后,政府号召人民破除迷信,树立科学的人生观,同时严禁搞封建迷信活动,相术从此一蹶不振,相士也跟着销声匿迹了。不过,由于文化水平的落后,广大农村中还有一些农民迷信命运,相信只有命运才会改变自己的境况。迷信是相术生存的土壤,只要人们的观念里还有迷信的种子,遇到合适的气候,它就会冒出来。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思想解放的浪潮,一股沉在水底很久的浊流也不时地翻滚上来,其具体表现是一些相术书籍被牟利的人偷偷地刊印出来;而且印数不少,得利颇丰;在街头、旅游胜地不时可看到当代相士的身影,他们虽然还是躲躲闪闪,但一心想看相的人还是可以寻到他们的足迹。一种已经消失的风俗似乎又有了复原的势头……
相术再生的另一个动力是来自港台风浪的冲击和影响。当相术在大陆消失的时候,港台地区还保持着看相的风俗,相书广为印行。当大陆改革幵放的窗口打开后,看相风俗随同商品加工材料、进口产品等挟风而入,进一步煽起了内地得风便生的看相之势。看相有可能再度成为一种社会公害,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如果不对人民群众进行引导教育,如果不揭露相术的真相并加以制止,相术就有可能泛滥,重现历史的一幕,如果真的这样,我们几十年来思想建设的成果就会毁于一旦。人们或许会说,相术是经济水平、认识水平低下的产物,像港台、日本这样经济高度发达,人们受教育的可能性大大增加,科学技术一日千里的国家、地区,为什么还会有相术的温床?相术在这样一个现代化环境里为什么不会因缺氧而窒息?这是我们考察相术的一个新课题。
我们说过,迷信是相术生存的土壤,只要有迷信存在的地方,就会有相术生存所需要的氧气。港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虽然经济水平较高,科学昌明,但埋藏在民族深层心理中的迷信根源一刻也没有消失过,只是各个时期、各种场合的表现不同而已,特别是在相对比较贫困的阶层,迷信仍然伴随着人们度过每一天。经济的发达,必将会带来物质生活的丰富,但也带来了一种现代文明病,即心灵的空虚感、失落感,这种感觉又会进一步加深或滋生迷信思想。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交际越来越广泛,人际关系更加复杂,个人事业、婚姻的发展、成功要受更多因素的约束;社会的发展同样带来更多的不安;环境污染、交通事故、各种疾病等经常发生,如果经济衰落,又会有许多人失业、破产。这一切,使现代人除了享受生活的厚赠,还必须为没有安全感而担心,日常生活中稍有不慎,就会财产散逸,生命堪虞。人生若没有安全感,随时有患得患失的忧虑,或是现代物质文明带来精神空虚, 这样就会产生对命运寄予希望或失望的冥想,这时,最好的办法是请算命先生"预测"一番,然后趋吉避凶,过着心安理得的日子。
拿台湾来说,虽然台湾在经济上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较高,但社会发展也带来了不少问题,加之封建迷信的余孽犹存,信鬼神、讲命运的习俗风行全岛,遍及各阶层人士。据台湾《中央日报》0991年9月6日)称,"最近一两年来,台湾的宗教界颇有复兴之势,神坛增长之快令人目不暇接,出家风气之盛也令人叹为观止"。"老实说,我们巫风巫俗之盛是遍及各阶层、各学历的!君不见戏剧舞蹈系师生竞相和乩童神棍同台演出;大学教授可以到龙山寺上香为民主祈福;久旱不雨时南北各庙宇更是'官,才济济;还有达官显宦为偶像题匾额去做外交的……"宗教迷信尚且如此昌盛,根据相貌和八字来预测命运的相术、命学详往被认为"真实可靠"、"有理有据"而更加风行。有趣的是,不但市井小人'谈命成风,一些很有头面的人物也笃信命术,即便传之媒体,反以为是一件雅事。据台湾《中国时报》0991年3月2日〉载,李登辉的秘书雷秉章退休后竟当算命先生!现年70岁的雷秉章跟随李登辉近40年,从台湾省政府农林厅、农复会、行政院、台北市政府,一直到"总统府",雷始终是李登辉身边不可须臾或缺的首席智囊,更是李最倚重的资深行政幕僚。雷退休之后,闲来无事,想到以邮寄方式为别人算命,他的老同事听闻后惊异不已。雷一笑置之:"佛家重施舍,有所谓的法施之说,也就是用你的智慧意念去帮助别人。我为人算命,从在乎别人给不给钱!"这位幕僚怎么会迷上算命呢?
1956年10月15日,时任职台湾省农林厅的雷秉章,奉派到云林出差,归途时因错过了一小时开班的客运班车,只好在北港街头徘徊,忽然远望见前面有间小书店,便信步走了进去。就在那家看来毫不起眼的乡间书店,雷秉章买了一本专讲八字算命的《渊海子平》。打这以后,他足足花了四五年时光,终于融会贯通了这本书的理论,并且开始以农林厅的同事为"实习"案例,尝试替人批八字、算命。
有一回,雷秉章为李登辉算命,他为李断言:"中年比少年好,晚年比中年; 更好。"因为当时两人兼有农林厅公私情谊,彼此都把算命当作公余之暇的雅^ 趣,并不顶认真。不过,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登辉本人对命学还是颇有兴趣的。|雷秉章的生活态度并没有故弄玄虚的因子,相反,38年来,他默默地耕耘,在李登辉担任台北市长时期,当市府参事;李登辉升任台湾省主席,他当省府,顾问;李登辉当选"副总统",雷秉章成为"副总统"办公室唯一的秘书,直到最近退休。雷秉章始终秉持他一贯的踏实态度,不迟到,不早退,服务"总统府"6年8个月零10天当中,从没请过一天假。
雷秉章自开始邮寄算命"业务"以来,现已收到近2000封请他算命的信函,写信的即有贩夫走卒,又有达官贵人,甚至还有教授、洋博士。他手捧这一捆捆的信函,脸庞堆满笑容说:"够我忙个二三年了!,'像雷秉章这样识命算命,但不计命金的人自然是不多,绝大多数的算命先生都是以煳口为目的,命金是越多越好,命理是否精通乃是次要的。
与算命风俗同样盛行的相术,因为看相不像八字推命那样繁杂难通,也就更容易普及。据载,目前台湾的专业相士多达3000余人,按其专业水平,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继续沿用古老的相术学理论,不越雷池半步,因此以"传统"、"正宗,,为幌子,相士多以学究的面目出现;一是在传统相理的基础上,渗入了西洋科学,如心理分析、未来学、电算化等,以及西方价值观念的评判内容,以"科学"、"准确"为口号,相士多以学贯中西自称,有的却真的是心理学或医学硕士、博士、教授。人们看相的目的主要有四个:钱财、婚姻、仕途、学业。以仕途为例,台湾今天问仕途的风气自然不能与唐宋时期相提并论,也不能与国民党在大陆执政时同日而语,但却有其新的特色。如民进党有一次选举秘书长,美丽岛系与新潮流系各推举一人,双方争执不下,最后竟然一致同意请某大相师给二人看相,以相貌不凡、命运较佳者为胜,并同时请了律师以作公正。
这也可以说是相术与政治的现代联姻吧!进入20世纪以后,相术命运多舛,沉浮不定,相术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至于用现代科学眼光来评价相术的著作更是风毛麟角。据笔者所见,在理论上对相术进行研究的著作有上官云着《中国生命预测一一相与命运》、张荣华着《中国古代民间方术》、张明喜着《泄露的天机^中国相术与命学》(香港中华书局)等少数几种。其中张明喜先生的《泄露的天机一一中国相术与命学》最值得注意。此书从中国哲学、文化传统入手,论述了相术的历史、相术的主要内容、相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对民族文化心态塑造的参与等重大课题,行文旁征博引,分析切中肯綮。特别是张氏巧妙地运用了当代科学新思维和新成果,试图透过综合哲学、伦理、宗教、科学、文化等的相互关系, 来解释相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存在和发展的社会根基。唯其方法、视点是新颖的,其结论亦是令人信服的。可以说,此书是进入20世纪以来研究相术最有分量,学术价值最高的一种。
相术的研究虽然处于停滞状态,相术理论没有得到新的发展,但由于看相习俗的需要,这个时期的相书倒是刊印了不少,相术的代表作,如《麻衣相法》、《柳庄相法》、《神相全编》、《神相金较剪》、《神相铁关刀》、《相理衡真》等在清末民初广为传阅,坊间翻刻的不计其数。当代港台地区除了继续出版这类相书,书商为了适应现代人阅读的需要,还对上述相书进行了摘编,力求通俗易懂,省时省力。如白云山人编,台湾同兴出版社出版的《面相大全》就属此类。从该书的《序》又可以看出当代相术的特征及编者的用意:"那么怎样才能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从高潮跌到低潮、从低潮涨到高潮?
这就是未来学。面相和手相,都是前人经验的累积、统计的结晶,我们可以借这些范则去了解自己或别人的个性,预测未来的趋势演变,这跟气象台的预测未来天气一样,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准确,但总比瞎子骑马乱冲乱撞好得太多……
同样的道理,在一个人的脸上也可以看得出他的好坏际遇及发展的命运趋势, 所以将本书取名为《命运看得见》(按:初版书名如此),让你有兴趣阅读和学习,也能跟我一样'无师自通,!"白云山人将相术看成是未来学,显然己将未来学的原理融入到相术中去,这不仅仅是为了招徕现代相客,确实也表明了相术在当代的曲折发展。这类著作还有许先编着的《简易手相学》(香港长江出版社)、蔗廊闲人着的《痣斑命相大全》(香港广南书局出版社)等。
当代相术的一个显着特点是一些国外的相书被译介给广大读者。其实,相术可以说是国术,其根源在中国。但后来随着文化交流的广泛,相术也流传到国外,并在国外渗入了新的文化要素,有了新的发展。这类相书译介过来后,往往给沉迷于传统相术的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日本名相师门协尚平着的《健康与手相》、《人相学》由谢肇琳、曾稚翻译,分别由香港五洲出版社、恒生出版社出版〔《人相学》易名为《观人术》〉;法国鲍迪着《从面相判断性格》(洪丕照译,广西教育出版社);仙居山人编译的《手相与人生》(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等均属此类。中国传统相术与国外相术在内容、方法、目的等方面已有显着的区别,关于这一点,我们留待下文再讨论。
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相术的再兴,相书跟着也有印行,但以地下印刷为主流,多见于地摊书坊,属政府严厉禁止的非法出版物。这类相书因是暗中刊印,错漏甚多,不便阅读。但出于好奇,往往亦有与书商论价购买的。据笔者的一个书商朋友云,此类书还相当好销。从相书的畅销中,大概也可以看出一种文化心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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